為了能讓社會大眾能夠感受到科學的真與美，此次由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機械系所承接之「週日與院士的邂逅」系列專題演講活動。藉由高學術成就的科學家深入淺出地介紹科學，並與大眾分享其探索科學之心路歷程，希冀能廣泛地提升國人對科學之認識與興趣。

自九十二年十一月至九十三年四月,我們共邀請了8位中央研究院具有科學背景的院士。

    本次邀請到，王惠鈞院士來為各位演講生物科技的奧妙與反思，王院士現職於中央研究院生物化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擅長結構化學、生物物理、生物化學。

現今生物科技可說是一日千里，一些技術的突破，如PCR的發明，人類已開始和上帝爭權，生物科技的為人類帶來福祉，但也帶來社會、經濟、和道德問題。

　　演講日期是在九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日) 早上十點到十二點，地點位於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演講廳，由高雄師範大學理學院林煥祥院長主持。

　　屆時，歡迎您可撥空前來參加。

計劃主持人：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教授兼系主任

                                          李旺龍  敬邀

專訪中研院生物化學研究所所長王惠鈞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特派員小記者 王永信  王永翔／高雄報導】【本文章為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李旺龍教授主持九十二年度國科會計畫「周日與院士的邂逅」- 邀請八位中央研究院院士舉辦一系列的演講】

頂著大大的太陽，體會攝氏38°C的氣溫，拿著一杯攝氏10°C的清涼果汁，邊走邊喝的就來到了中央研究院。時光匆匆，歲月如梭，一會兒就快接近訪談的時間，如豆粒般大了汗水也隨者緊張的氣氛興起；因為是第一次訪談，所以難免會有點兒緊張，而見到王院士時，王院士親切的笑容則隨者風把所有瀰漫在空氣裡的緊張分子都吹走了。

現職為中央研究院生物化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的王惠鈞院士,從小時候就在父親（公家機關從事化學工作）的陶薰下,而在心中種下了對化學狂熱的種子；而在上天巧妙的安排之下，而當考上台灣大學時讀了一年的機械工程系，成績十分優異，但總是覺得工程有別於科學，於是就轉系到化學系，心中的’化學種子’也在這時發芽了；而提到學生時期的求學態度，王院士覺得說當年的學習環境較現在『單純』；而當時社團活動也很少，連打個撞球都會被看做成不良份子；而在學習的環境及方向上，王院士認為當時他們的大學很少，相對的大學生更少，而以前的大學生一畢業就到國外去求學，學習新的知識也造就了現今不少人才；而今非昔比，現今的大學生，大部分一畢業就留在台灣。

  而談到了學術研究的歷程，王院士則認為這是一種享受，或許有些人會認為學術研究很枯燥乏味，但王院士認為學術研究是一種對未知的探討；就好比小時後我們去玩具店時，發現一些新奇的玩具,而學術研究就好比於那種喜悅；而王院士感觸的說：「雖然學術研究這條路走起來很辛苦，但這些日子以來，沒有一天是無聊的，每一天都過的很實在、充實。」

   相信各位讀者都很好奇，王院士本來是學化學的，後來為什麼會走向『結構生物』方面呢？原來這是有一段小故事的；在王院士的碩士班時期，因緣際會下，遇到了一位貴人，那時有一位美國的科學家，在他Sabbatical的那一年，來台灣教書，他的專長是無機、礦物之類的，而他本是是在美國洛斯阿拉摩斯實驗室（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服務，也是美國早期製造原子彈其中的一個實驗室，所以他就做一些鈾•••之類的研究，而他後來在我們台大地質系開了幾門課，教授結晶學，教我們怎麼研究結晶，而要了解礦物內結晶的三次元構造就需要用到『X-光繞射』，而我就跟著他學習這項知識及技術；而後來到了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UIUC）把我當初學到的『X-光繞射』利用在生物方面；而後來在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UIUC）很順利的就把博士班念完了，後來我的博士後研究則是到MIT（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在那裡我遇到了一位大師級的教授Alexander Rich，而這位教授早期則是和Francis Crick（也就是DNA雙螺旋的發現者之一）一起做研究，而博士後則跟隨名化學家鮑林（L. Pauling），所以Alexander Rich 教授他的生物方面的底子很紮實，而我的博士後跟了他幾年也奠定了我在結構生物方面的底子。

  而後來王院士會放棄海外的工作，是因為一些感觸及自我理想的推動下，才會使王院士回來服務台灣；當王院士在美國帶學生時，體會到台灣的學生越來越少來國外求學，反而印度•••之類的國家，越來越多到國外深造，而這個現象已經不是三年兩頭的事，我覺得台灣的人才大概中空了15年左右，所以我漸漸感覺到這個隱憂的後果，到時候我們台灣的未來在哪呢？所以既然沒有什麼學生出國留學，那我就回來教嘛！當然學生不出國也不事什麼壞事，但畢竟台灣很小嘛！真正國際級的教授也有限，相對之下訓練出來有好的觀念的學生也更有限。而我在國外也待過一陣子，多少涉略了解國際間的情形。所以學生們都不出來，好！那麼我就盡一點力，回來台灣教書、做研究，雖然說這撐不久，但多少還是對台灣這個環境有幫助。像現在中國大陸的Paper很多（跟台灣比），我們台灣也要加油啊！而且我們台灣的設備也不差，像我們中央研究院的設備比我當時在美國的好，所以只要我們肯努力，一定可以在國際上創造出一個好成績。

而談到台灣的學生，王院士也有一些感觸，像是一些國際性的會議或者是國外的大師來台講座，而學生們很少會去主動參加，反而都是我們當老師的要曉之以理；施之以惠；動之以情；示之以威，連哄帶騙的他們才會去聽；而王院士帶學生研究的訓練方法則有別其他教授，王院士採取的是『放牛吃草』，目的是要改變現今大部分學生嬌生慣養、依賴心態重的個性，而最主要的是要訓練學生成為一個能獨立思考的人，在人生這段崎嶇的路上能找到自我的方向。